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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收錄時間:2019-02-28

景點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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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紀念館位于北京市西城區什剎海旁邊的前海西街18號,是一個占地面積7000多平方米的庭院式兩進四合院。1982年這里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郭沫若紀念館所在地前身是清代和砷的王府花園。民國時,恭親王后代把此地賣給中醫世家達仁堂樂家藥鋪作為宅院,此處為樂達仁堂私宅的一部分。建筑始建于民國初年,1949年至1963年間先后作過蒙古駐華大使館和宋慶齡寓所。1963年11月郭沫若由北京西四大院5號遷入,至1978年病故,在這里度過了他的晚年。

門票價格:

一、收費人群和價格

門票價格:20元

半價優惠(憑有效證件):10元

1、大專院校學生(成人高校學生、研究生除外)

2、60-65歲老年人

二、免費人群和參觀辦法

憑有效證件:

1、 每周二、五下午,18歲以下(含18歲)青少年團體參觀免費,旅行社組織的青少年團體除外。(10人以上團體參觀需提前兩星期預約)

2、 18歲以下(含18歲)青少年個人參觀免費

3、 殘疾人

4、 省部級以上勞動模范

5、 每年7月1日,省部級以上優秀黨員及優秀黨務工作者

6、 現役軍人(含武警)

7、 教師

8、 離休人員及本市65歲以上老人(10人以上團體參觀需提前兩星期預約)

9、 全國文博系統職工

10、旅行社導游

11、媒體記者(憑有效記者證或有效新聞單位證明、介紹信參觀)

開放時間:

星期二至星期日 9:00—16:30

館 休 日:星期一

閉 館 期:每年12月25日至次年正月初四。

聯系電話

010-83222523

交通導航:

公交車

3路、13路、42路、107路、111路、118路、612路、701路北海北門站。

地鐵

6號線北海北站B口


參觀游覽圖

附:

郭沫若生平介紹

郭沫若是中國20世紀學術文化史上一位兼文學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書法家、社會活動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他博古通今,領域縱橫,精通日、德、英等多種文字,著譯浩繁,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文化巨人,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周恩來曾將他與魯迅并稱——“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辟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向導”。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于四川省嘉定府樂山縣觀峨鄉沙灣鎮一個地主兼營商業的家庭,乳名文豹,取“豹子投胎”之意,學名開貞,號尚武。1916年他以故鄉的兩條河沫水和若水的頭一個字取名沫若。后來,創作發表新詩時即以此為筆名。

郭沫若的童年在美麗的家鄉度過。他的家背靠峨眉山第二峰――綏山,面向波濤滾滾的大渡河,清徹的茶溪從峨眉山余脈緩緩流來,一切的游魚細石都歷歷在目。當地人以“綏山毓秀,沫水鍾靈”來贊美這一方山水。在這宛如畫屏、絢麗多姿的環境中,郭沫若產生了最初的藝術感覺,孕育了才情和詩意。

童年的郭沫若已經表現出不尋常的記憶力,4歲半開始在家塾“綏山山館”讀書。在塾師沈煥章先生的嚴格要求下白天讀經,晚上讀詩,同時也接觸了一些新學知識。蒙學時期受到的教育,對他的藝術觀的形成、對他的詩歌創作,甚至對他的文化理念的形成,都產生了深遠影響。1906年,郭沫若離開了沙灣,先后到樂山和成都讀書,完成了小學、中學的學業。

1912年正月十五上元節,奉父母之命,與一個沒有讀過書的舊式女子張瓊華草草完婚。這場不幸的婚姻堅定了郭沫若遠離故鄉的決心。

帶著自由奮飛的強烈愿望,1914年,在大哥郭開文的資助下,郭沫若去日本留學。初到日本時,他抱著科學救國的理想,選擇了學醫。他相繼進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岡山第六高等學校學習,后考入福岡的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經過十年艱苦的歲月,獲得醫學學士學位。其間,在1916年8月,與東京圣路迦醫院的一位護士佐藤富子相遇,相愛,并為其取名安娜。年底,赴東京接安娜到岡山同居。

在日本學醫過程中,郭沫若通過德語、英語課,接觸了大量德國、英美和印度的文學作品以及西方哲學著作,特別是泰戈爾、海涅、歌德的作品喚醒了他長久被壓抑的人性和沉睡著的詩情。他已經不滿足于自然科學的學習和研究,而要借文學來表達心聲了。西方啟蒙主義時期以來的科學民主思想,尤其是斯賓諾沙的泛神論,給了他一種理性的啟發,他開始認真地考慮一些社會人文方面的問題。當讀到美國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時,他更是深深地被作品中的激情所感染,他長期壓抑在心的火一樣的激情找到了噴火的方式,產生了強烈的寫詩的愿望。

1919年9月11日郭沫若第一次在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發表了詩作《抱和兒浴博多灣中》。當時主編宗白華已看出郭沫若是“一個東方未來的詩人”,鼓勵他常投稿,“一有新作,就請寄來”。1919年冬至1920年,郭沫若在《學燈》上連續發表詩作,這是他詩歌的“爆發期”,他后來回憶這一時期的情景,“我幾乎每天都在詩的陶醉里,每每有詩的發作襲來就好象生了熱病一樣,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筆來戰顫著有時候寫不成字。我曾說過:‘詩是寫出來的,不是做出來的。’便是當時的實感。”這些詩后結集為《女神》,1921年8月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

《女神》的出版在我國新詩史上矗立起第一塊豐碑,它標志著現代詩歌有了成熟的作品。它以毀壞舊中國,催生新世界的破壞和創造的精神體現了“五四”的時代之聲,以自由體的形式,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和藝術上的獨創性影響了一代作家。

1921年郭沫若與成仿吾、郁達夫、田漢、張資平等人組織了文學社團創造社。相繼創辦了《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等刊物。創造社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具有影響力的文學社團之一,它的文學活動代表著新文學浪漫主義的黎明期。

《女神》之后,郭沫若的詩興不減。1923年,他出版了第二本詩集《星空》。此后,又先后出版了《瓶》、《前茅》、《恢復》等多部詩集,數量是相當可觀的。因為這些作品,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他首先以詩人著稱。正像他自己所說的:“我自幼便嗜好文學,所以我便借文學來鳴我的存在,在文學中更借了詩歌這支蘆笛。”

在寫詩的同時,郭沫若開始接觸、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熱情關注著國內的社會革命。1926年3月,他赴廣州應邀就任廣東大學文科學長,其間,結識了一批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7月,郭沫若投筆從戎,隨國民革命軍北伐,歷任北伐軍總政治部宣傳科長,副主任。在1927年“四·一二”事變前夕,撰寫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一文,揭露了蔣介石“背叛國家,背叛民眾,背叛革命”的行徑。郭沫若因此受到通緝,隨即參加南昌起義,途中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2月被迫流亡日本。

從1928年3月到1937年7月,郭沫若一直居留在日本千葉縣市川市的須和田,從事學術研究。出于“對未來社會的待望”,他深入研究了中國古代社會,完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該書用科學的鑰匙,在《周易》這座神秘的殿堂里,破解了古代的漁獵、牧畜、交通耕種、貿易等生產活動,考察了與之相關的家族關系、政治組織等社會結構;又從《詩》、《書》等典籍中,透視出從堯舜到商周時代的社會形態,是如何從母系氏族社會向奴隸制社會轉變的。這部書成為繼李大釗將馬克思主義引入中國史學領域之后,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古代社會歷史發展的拓荒之作,郭沫若也因此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的開創者。

與此同時,郭沫若集中精力研究甲骨文、金文。自1928年殷墟開始科學發掘,至1937年中止,他相繼撰寫、編纂了《甲骨文字研究》、《卜辭通纂》、《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古代銘刻匯考》、《殷契粹編》等十余部著作,以地下出土實物為出發點,來認識古代社會的真情實況,論證了殷商時代的社會、經濟、政治、思想文化。這些研究,創造性地把古文字、古器物研究與古代社會研究結合起來,開創了唯物史觀歷史學研究的新路徑,確立了認識甲骨文、認識兩周青銅器的科學系統,在古文字學和考古學領域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

甲骨文研究,如《卜辭通纂》一書,通過傳世的甲骨精品,將甲骨文按照干支、數字、世系、天象、食貨、征伐、畋游、雜纂8類編排。不僅把甲骨卜辭各項內容的內在聯系交代得一清二楚,而且為初涉這一領域指明了入門的路徑。在科學利用卜辭方面,斷片綴合和殘辭互足是其重大創獲。“斷片綴合”,是將二片乃至三片、四片殘破、分散的甲骨片經過綴合而基本恢復原貌,使片斷記事得以完整。由于一事多卜,記錄同一事的殘損嚴重的卜辭可以相互補足,成為較比完整的史料,即所謂“殘辭互足”。

在金文研究方面,《兩周金文辭大系》以及增訂本《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改變了以往“以器為類”的著錄方法和孤立考釋器銘的治學傳統,理出了科學劃分兩周青銅器的歷史時期和地域分布的方法。書中頗有創獲的做法是,嚴格選定“自身表明了年代的標準器”,再以標準器為中心,推證其它器物。所謂“標準器”,是指銘文中有周王名號或著名人物、事跡的銅器。以花紋、形式作為考定器物時代的重要手段,對于無銘文的器物,則是考訂時代的唯一線索。其“彝器形象學”概括了不同時期器物形制、紋飾的主要特征,將中國青銅器時代(自殷周前期至戰國末年)劃分為四期。這一學術體系,為中外學術界所接受和沿用,體現出郭沫若形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的完美結合。

流亡期間,郭沫若還撰寫了大量回憶錄和自傳體文章:《我的童年》、《反正前后》、《初出夔門》、《創造十年》、《北伐途次》等,通過自己的傳記使人們從中“看出一個時代”。同時,他還創作了一組歷史題材的小說:《孔夫子吃飯》、《秦始皇將死》、《司馬遷發憤》等。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郭沫若別婦拋雛,毅然回到上海,投身于抗戰的滾滾洪波之中。1938年1月,他與《救亡日報》社成員于立群結合,開始了長達40年的共同生活,隨即從廣州輾轉到武漢。4月,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后任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在抗戰文化宣傳和統一戰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1941年1月到1943年4月,郭沫若先后創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六部歷史劇。繼《女神》之后,達到了他創作生涯的又一次輝煌。這些歷史劇作,既強烈地表達出時代的憤怒、民族的呼聲,也顯示出鮮明的創作風格和藝術魅力。尤其是《屈原》,再現了兩千多年前的這位愛國詩人獨立不移,光明磊落的品格。屈原要把“這包含著一切罪惡的黑暗燒毀”,要把“這比鐵還堅固的黑暗”劈開,要“和著那茫茫的大海,一同跳進那沒有邊際的沒有限制的自由里去”。這種對黑暗和邪惡的詛咒,對自由、光明的向往之歌強烈地沖擊著人們的心靈。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都達到了現代文學史上歷史劇創作的最高峰,是現代文學史上歷史劇創作的經典。

這一時期,在歷史研究方面,郭沫若又有“偏于考證”的《青銅時代》和“偏于批評”的《十批判書》問世,在對先秦諸子的研究中,盡可能搜集材料,先尋出某種學說所發生的社會基礎,再考察學說與學說彼此間的關系和影響,以及學說對于社會進展的順與逆。實踐這一研究方法,使其關于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思想的研究形成一個比較獨特的系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郭沫若從事繁忙的國務活動和社會活動,先后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長、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等職。為中國共產黨第九屆、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間,郭沫若任世界保衛和平理事會副主席,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主席。在許多國家尚未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情況下,開展民間外交,努力為中國爭取一個和平建設的國際環境。他數十次帶團出訪,奔走于亞非歐美,為擴大中國在世界和平運動中的影響和地位,為中國的外交發展,做了許多切實而有成效的工作。“文革”期間,他協助周恩來總理從事外事工作,為中日建交和中美建交做出貢獻。

建國后,郭沫若在史學研究方面仍有許多建樹。他花費兩年時間完成《管子集校》,篇幅為130余萬字。搜集各種宋明版本,盡可能詳細地收錄古今學者之說,校釋辨偽,成為學術界公認的新中國古籍整理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他主編了《甲骨文合集》、《中國史稿》,發表了許多文物考古和論歷史人物的論文。學術著作《奴隸制時代》,重在研究中國奴隸制時代和封建時代的分期問題,確立了中國古代社會的戰國分期學說。《李白與杜甫》因“揚李抑杜”的傾向而引起議論。但其以詩證史,由詩入史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借鑒的。

歷史劇《蔡文姬》和《武則天》是郭沫若在文學創作方面的新收獲。這兩部作品較之1940年代的作品更加注重史料考證、歷史研究與文學創作的關系,并且充分體現了郭沫若愛做翻案文章的特點,公演后轟動一時。

新中國成立后,郭沫若創作了大量詩歌作品,先后出版了《新華頌》、《百花齊放》、《長春集》、《東風集》等詩集,另有詩歌選集《駱駝集》、《沫若詩詞選》等。這些詩題材廣泛,涉及國內、國外、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習俗等很多方面。詩歌形式也包涵了自由體、民歌體、新格律詩等多種形式,以及相當數量的舊體詩詞。

郭沫若不僅是一位作家、學者,還是一位出色的外國文學翻譯者。他認為,在歐美各國科學文化已經相當發達的20世紀,要恢復我國固有的創造精神,就應該拋棄封閉的、保守的禁錮,把“窗戶打開”,“收納些溫暖的陽光進來”。從20年代到70年代,50多年間,郭沫若出版了近五百萬字的譯著。就時間而言,貫穿他文化活動的全過程;就地域而言,涉及亞洲、歐洲、北美洲,包括波斯、印度、日本、英國、德國、俄國、美國等十幾個國家的名家名著。其中有馬克思、恩格斯的經典著作,有文藝論著,有自然科學史著作,最多的則是文學作品。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施托姆的《茵夢湖》、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辛克萊的《屠場》等譯作在讀者中產生了廣泛影響。

郭沫若還是一位書法家。1960年代,他的書法藝術臻于成熟,以其深厚的功力和獨特的風格而被稱為郭體。“故宮博物院”、“中國銀行”、“北海公園”、“中山公園”、“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等大量匾額都出自他的手筆。

郭沫若一生留下千余萬字的著作,已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包括文學編20卷、歷史編8卷、考古編10卷。尚待出版的有500多萬字的譯著及佚文。其著作被譯為日文、俄文、英文等多種文字。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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